从康德的绝对命令到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社会，再到当代的罗尔斯，理想状态的描述虽有差别，却异曲同工。

[48] 参见戚红梅：《我国政府信息豁免公开制度研究》，苏州大学2013年博士学位论文，第122页。换言之，推进机构编制法定化需要贯彻权责一致原则，权责清单无法做到权责一致，而又需要以权责清单为基础推进机构编制法定化，这一尴尬处境可想而知。

四、结语：全面推行政府部门权责清单制度的方案 新时代重大理论和实践命题亟待强有力的法理阐释和切实可行的制度建构。尹少成：《权力清单制度的行政法解构》，《行政论坛》2016年第1期。例如，2017年12月1日，江苏省政府办公厅《基层政务公开标准化规范化试点公共服务清单及办事指南编制要点（试点）》把部门‘三定规定要求提供的公共服务事项作为公共服务来源的五个方面之一。此外，需要补充说明的是，责任清单侧重于职责的梳理和整合，并不意味着对于三定之中机构和编制并无涉及。笔者以为，分别设置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是一项较为可行的制度选择。

[12] 参见林蔚文、林明华：《地方政府部门责任清单制度的理论与实践》，《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5期。需要说明的是，权责清单的全程公开和机构编制的事后公开之间并不存在矛盾，公开性差异并不影响权责清单与机构编制法定化工具—目的的关系界定。可是，革命过于激进，建设则易陈陈相因。

然而，这个转型过程并不是自然而然的发生。[49] 党规党纪的自律性是由共产党在转型中的义务决定的。因此，第三种转型是指从暴力和阶级斗争为纲的革命状态转变为以转型升级为内容的改革状态。思想史上有三种转型范式，一是从理想状态到现实状态，二是从例外状态到法律规范状态，三是从革命状态到改革状态。

[50]参见肖金明：法学视野下的党规学学科建设, 《法学论坛》2017年第2期，第75-78页。也就是说，专政是少数能够真正理解历史下一阶段走向的人民代表，用以接引、促使历史向下一阶段发展的工具。

[21] 公意是卢梭政治法体系的制高点。另一种是内容限制，即规定宪法的某些内容不得成为宪法修改的对象，主要包括三项：一是宪法所确立的国家根本制度和原则，如《德国基本法》第79条规定：对本基本法之修正案，不得影响联邦按州划分之原则，各州参与立法的原则或第1条和第20条规定的基本原则。②人民代表代表人民主观上承诺遵守宪法。然而，自晚清仿行立宪，一种具有基督神学内涵的思维主导了民国法律实践：先是设想一套理想的宪制体系，然后视立宪为一非凡时刻，一旦制定了宪法，国家似乎一下子就实现了人们所意想的理想宪制状态。

另一方面，立法权是具有普遍性的意志，对所有人都有效。对于法律移植的国家来说，转型就是指移植过来的法律规范如何转化为生活中的常规。[29]卢梭，见前注[22]，第72页。国家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是具有普遍效力的规范体系，共产党当然不能自外于法治体系，但是法律制度的基本方向和基本价值决断离不开党的引领和推动。

革命之后就进入和平建设时期，故革命与建设是进入文明社会的两种基本方式。这也是党整体在立法之上，个体在执法之中这一原则的直接体现。

[6]因此，第一种转型是指从现实状态到理想状态的转型，是一项需要不断完成的人类事业。五四宪法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完成之后制定的宪法。

[6]关于最优化实现(Optimierungsgebot)，参见Robert Alexy, Theorieder Grundrechte, Frankfurt/M1994, S.75。承担上述改革和领导功能，党需要具备一种中道性格，既有革命者的眼光与气魄，又无革命之暴戾，虽执掌权柄却能廉洁自律、依规办事。大立法权与执行权是两种基本的权力类型，二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一方面，二者统一于公意，法律无外乎是公意的宣告，而政府只不过是法律的执行者。与其他法律一样，宪法同样具有内容滞后的可能性。当一群人确实达成协议，并且每一个人都与每一个其他人订立信约，不论多数人把代表全体的人格的权利授予任何个人或一群人组成的集体(即使之成为其代表者)时，……这时国家就称为按约建立了。在二级现代性中，原初规则所处的那种实然与应然含混不清的原初现代性状态就通过转型法则——承认规则、改变规则以及审判规则，升级为二级现代性的法律规范体系。

(一)政治代表I：从理念到现实的引导性代表 理想状态和现实状态的划分，为理论对现实的批判提供了判准，也提出了重要的实践挑战，理念如何变成现实。然后，更关键的是，选择意志承担者，代共同体行事，实现实质上的一致。

在改革状态下，一方面是去除革命状态下的不稳定因素，实现在常态政治中的经济、社会建设，另一方面在常态中寻求改善和进步，对现存制度进行改变。[11]夏勇：中国宪法改革的几个基本理论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2期，第5页。

为了打破这一持续暴力的惯性轨迹，施米特提出了主权专政这一法学概念。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不止一次地指出：人民一旦选举出自己的代表，就会成为奴隶。

②转型法治是以本土化改革为内涵的法治，它行使的既非绝对制宪权，也不全是宪定权，而是介于二者之间的相对制宪权。回答这一问题，就要明确理念与现实之间的关系。[24]主权是绝对的、不受限制的，人民作为主权者自然也应当是绝对的、不受限制的。[46] Vgl. Ulrich K. Preuss, Revolution, Fortschrittund Verfassung, Berlin1994S.2ff. [47]新民主义革命可以理解为在激进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一条中间道路，即在社会主义革命之前先完成反帝、反殖民和反封建的革命任务，有阶段、有步骤的实现建立社会主义国家和法治的目标。

[46]但是，什么是中国革命的性质，很难用单一的类型加以概括。前者创新在阶级识别上，中国革命首先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然后才是社会主义革命。

[37]关于引导原则(regulative principle)和构成原则(constitutive principle)，参见Immanuel Kant, Kritikderreinen Vernunft, Frankfurt/M1974, AA, B537/A509. [38]参见张龑：《人民、权威与权利》，上海三联书店2017年版，第26页。[14]在中国宪法语境里，低烈度的改革就是在绝对制宪权框架内的改革，宪法符号的本土认知就是中国特色的道路与方法，基本的法律秩序就是社会稳定和民生保障。

在时代转型的背景下，本来具有前瞻性的法律很有可能迅速滞后过时，需要因应时势修改。[20](美)普拉特纳：《卢梭的自然状态》，尚新建、余灵灵译，华夏出版社2008年版，第60页。

主权人民需要立宪代表，这一代表可将人民这一不可见的整体展现出来，代表人民从事立宪以及其他公共活动，完成从无到有的创造性事业。如果说法律运用的不外乎是形式推理，那么，在否定环节，形式逻辑将失去效力，而专政具有了政治生活中的必要性，成为扫除和推动历史发展的重要工具。[32]文章指出，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期必定要经过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时期。[5](法)亚历山大·科耶夫：《法权现象学纲要》，邱立波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91-93页。

[31] Carl Schmitt, Die Diktatur: vonden Anf?ngendes Modernen Souver?nit?tsgedankens bis zum proletarischen Klassenkampf, 4 Aufl, Berlin 1978. [32](德)卡尔·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中央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23页。只有将国法的他律与党规党纪的自律结合起来，转型法治才称得上是法治。

在转型法治中，既需要代议政府这一人民的执行代表，也需要宪法上具有领导权的政党作为人民的引导代表。因此，卢梭的公意，康德的绝对命令，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想以及当代以来的普遍同质化的世界, [5]都表明了现代法政哲学的核心命题：如何让现实状态成为理想状态的样子。

[26]但是，人民总要行动，卢梭眼中的行动者就是代议政府，代议政府的代理行为在大立法权[27]与执行权层面有所不同。为此，政党需要依程序向立法机关提出立法建议，由立法机关决定是否采纳。